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于性急之故罷，覺著夏意了，于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墻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于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著，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里說：“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里，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采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么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后，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于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聲) 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于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并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于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于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于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圣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并未軼出了前賢的范圍。

那么，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里，可有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并沒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云，——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于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于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么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之后，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于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 這時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勛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并且也不至于再鬧什么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 “執干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么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么難問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