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過明成祖朱棣（1403-1424年在位）的一道圣旨，一字不差地抄錄如下："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買辦？你部里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后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1）
　　這道圣旨的口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假如我是當時在北京開小鋪的買賣人，官府攤派到我頭上，勒索到我頭上，我敢執拗一句半句么？我自以為并不特別膽小，但是我得老實承認，我不敢執拗。皇上分明說了，"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像我這樣的小老板，拿了就拿了，打了就打了，宰了就宰了，不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么？皇上就是這樣看待我們的，我認為他看得很準。
　　皇上的事情就不多說了。在名義上，他是天道的代表，有責任維護我們小民的利益，下手不應該太狠。我們還是把重點放在貪官污吏身上。
　　對中華帝國的官吏們來說，勒索老百姓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不需要費心策劃。想要他們的錢，只管開口要就是了，難道還有人膽敢抗拒政府收費么？無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個別人跳出來反對，那就不正常了，如同異常天象一樣，我們就能在歷史中看到記載了。
　　據四川《眉山縣志》記載，清光緒初年，眉山縣戶房（財政局）每次收稅，都直截了當地在砝碼外另加一銅塊，叫做戥頭。鄉民每年都被侵蝕多收，心里痛苦，卻沒有辦法。
　　關于此事的另外一種記載是：眉山縣戶科（財政局）積弊甚重，老百姓交納皇糧正稅之外，每戶還要派一錢八分銀子，這叫戥頭。官員和胥吏把這筆錢據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一錢八分銀子并非要命的大數字，按照對大米的購買力折合成人民幣，相當于80多塊錢。按照現在的貴金屬行情計算，還不到20塊錢。我們折中一下，姑且算它50塊錢。數字雖小，架不住人口多，時間長。眉山縣地處四川盆地，天府之國，一個縣總有三五萬戶，如此收上二十年，這就是三五千萬人民幣的巨額數目了。
　　眉山縣有個庠生，也就是州縣學校的讀書人，名叫李燧?！睹忌娇h志》上說他"急公尚任俠"，是個很仗義的人。這50塊錢的亂收費不知怎么就把李燧惹火了，他義憤填膺，"破產走五千里"，到上級機關去告狀。既然鬧到了上訪的地步，我們就可以很有理由地推測，他在眉山縣一定也鬧過，但是沒有成果，縣領導一定不肯管?？h領導要掐斷部下三五千萬人民幣的財源，說不定其中還包括領導本人的若干萬，想必是很難下手的。這是一個很要命的重大決策。
　　李燧的上訪并不順利，他把更高一級的領導惹怒了，被誣陷為斂錢，革除了他的生員資格。生員資格也是很值錢的，清人吳敬梓寫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說，窮得丁當響的私塾先生周進，在眾商人的幫助下花錢納了個監生，可以像生員一樣到省城的貢院里參加鄉試，花費了二百兩銀子。折中算來，這筆銀子價值四五萬人民幣。如此估價生員身份并沒有選擇高標準?！度辶滞馐贰返谑呕剡€說，買一個秀才的名頭（即生員身份）要花一千兩銀子。請槍手代考作弊，也要花費五百兩。我的計算已經打過四折了。
　　李燧為什么這么倒霉，其中內幕只能推測。他要斷人家的大財源，不可能不遭到反擊。官吏們熟悉法律條文，又有權解釋這些條文，再加上千絲萬縷的關系，彼此同情，反擊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遙想當年，李燧上訪難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持，大家湊了一些錢。這既是非法集資，又是聚眾鬧事，還可以算擾亂社會秩序，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結果，李燧丟掉生員資格后，因斂錢的罪名被投入監獄。在他漫長的坐牢生涯中，幾次差點被殺掉。
　　李燧入獄后，當地老百姓更加痛苦無告，也沒人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們嚴防死守，殺雞嚇猴，保住了財源。
　　十二年后，省里新來了一個主管司法和監察的副省長，他聽說了這個情況，很同情李燧，可憐他為了公眾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還贈給他一首詩。---破了產，丟了生員的資格，走了五千里，關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詩。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對比。至于那個戥頭，據說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縣令毛隆恩覺得不好，主動給革除了。從時間上看，這與釋放李燧大約同時，不過功勞卻記在了新領導的賬上。我寧愿相信是李燧發揮了作用，不然這牢也坐得太窩囊了。（2）
　　假定此事完全是李燧的功勞，毛縣長貪天之功，根本沒起什么作用，那么，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會有亂收費。問題是，李燧出現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為了區區五十塊錢，是否值得變賣家產，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來還在未定之數？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夠告下來，究竟又有幾個如此富于獻身精神的人，即有文化又不怕事，還肯花費全部家產和成年累月的時間，去爭取這區區五十塊錢的正義？如果這種人罕見如鳳毛麟角，那么我們就敢斷定，官吏衙役們亂收費是非常安全的。沒有什么人會跳出來跟他們鬧別扭。萬一有這么一個半個的也不要緊。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來，也并沒有什么人因此受到處罰。大不了不過是以后不再收了，毛縣長們還可以借此機會留名青史。
　　對于這種結局，即官吏衙役失敗而告狀者勝利的結局，四川《榮縣志》上也有記載：
　　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四川榮縣收糧的時候，戶房書吏（縣財政局干部）總是大模大樣的晚來早走。柵門一步之隔，門里悠哉游哉，門外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后邊的人擠不過來，前邊的人擠不出去。為了不受這種苦，很多人出錢托有后門的攬戶代交。就好像現在一些手續復雜作風拖沓的什么局門口總有許多代理公司一樣，只要你肯多掏錢，總能找得到包攬錢糧的代理人。有的人干脆直接出錢賄賂。不如此，十天半個月也不見得能納上糧，家里的農活也耽誤不起。另外還有一些欺負老百姓的地方，譬如幾分銀子便湊整算一錢，銀和錢的折算率也從來沒有個準頭，總是向著有利于官吏，不利于百姓的方向狠狠地折等等。
　　有個叫王開文的農民，很有氣節，憤恨不平地到縣里告狀。縣里不受理，王開文就去更高一級的衙門上訴。縣里派人將他追捕回來，將他枷在大街上示眾，還是那套殺雞嚇猴的老手段。沒想到王開文氣壯山河，在眾人面前大呼道：誰和我同心？！誰愿意掏錢跟他們干？！
　　當地農民受了多日的鳥氣，憋得難受，就揮舞著錢幣來表示愿意，只聽揮舞錢幣的聲音如同海潮，響成一片?！稑s縣志》上描寫道："縣令大駭"，趕緊把王開文釋放了，還安慰了他一番。從此收糧的弊病有所好轉。
　　榮縣的亂收費問題并沒有因為一個英雄般的王開文得到根本解決。數十年之后，到了光緒初年，這里又冒出了一個劉春棠事件。
　　劉春棠是書院的生員，也是讀書人。他的朋友梁書安和呂瑞堂在納糧的時候也被搜刮勒索，提出異議還被訓斥謾罵了一頓。這二位不服，知縣就說他們喧囂公堂，要以這個罪名懲辦。后來聽說是書院的生員，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歸教委系統管的，很可能還是未來的國家干部，這才饒了他們。
　　當時，每年征稅的時候，書役百余人威風凜凜，顧盼左右，正稅之外還索要房費、火耗、票錢、升尾等諸多名目。交稅的人稍微有點異議就挨一頓呵斥。畸零小數的稅額，一厘（千分之一兩，約0.04克）銀子湊整，竟要征錢二百文，多收一百多倍。老百姓早已滿肚子怨氣。有人鬧起來后，民眾集資捐錢，請劉春棠出面上訴。
　　到了公堂之上，劉春棠先請知縣頒布從前定過的征糧章程，然后又出示了將一厘算做二百錢的票據。知縣推托道：過去定的章程，年代久遠無從稽查。至于多收這點錢嘛，乃一時疏忽。
　　總之是告不下來。這時候又出了一件事。一位名叫戴龍恩的人，被收了雙份的津貼和捐輸，他要求退還多收的部分，可是多收的人就是不退。于是戴龍恩和劉春棠聯手，一起到省里告狀，把榮縣境內亂收費的種種弊端都給抖摟出來了。但是和李燧一樣，這兩位在省里并沒得到好下場，劉春棠也被省里拘留起來。剩下個戴龍恩，不屈不撓地上北京告狀。
　　結果還算他運氣。戶部（中央財政部）將這個案件發還四川審訊，第二年，四川按察使司真審了，而且判決下來了。這一場拼出性命的折騰，換來了一塊鐵碑，上邊鑄著征稅的正式規定，譬如早晨就要開始征收，到下午三點以后才能停收，收糧的人不許擅自離開讓糧戶等候，銀和錢的折算率按照市價計算等等。拼出命來才爭取到一個下午三點之前不許停收，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來是幾點下班的。（3）
　　我不知道后來的結果。但我估計，用不了多久，這些鐵鑄的話就會變成一紙空文。我讀過蘇州府常熟縣從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塊石碑，都禁止收漕糧過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當。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復立上六座？
　　現在可以算個總賬了。李燧為了五十塊錢破產走五千里。王開文為了排不起隊上訪告狀。排隊值多少錢呢？一般說來，農村日工一天不過二三十文錢，雇人排上十天隊也不過二三百文。劉春棠赴省告狀之前，向知縣出具的證據也是將一厘銀子折成二百文的票據。就算白白收了他二百文錢，又能有多大的損失呢？折合成現在的人民幣，這二百文不過六七十塊錢。只要設身處地想一想，我們就可以胸中有數：究竟能有多少人，肯為這幾十塊錢耗時幾個月，奔走幾千里？那可是一個沒有汽車和火車的年代。
　　這筆賬還不能如此簡單地計算。因為歷史經驗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奔走幾千里并不是惟一的代價。被告必定要反擊，要找茬治你的罪，給你戴枷，關你入獄，拿你殺雞嚇猴。站在貪官污吏的立場上算一算，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對此事的重視程度抵得上告狀者的一百倍。假如三五萬戶老百姓供養著三五百位貪官污吏蠢役，人家一個吃著你一百個，你的幾十塊錢就是人家的幾千塊錢，如此重要，貪官污吏豈能不奉陪到底？如果你是為了尊嚴或者叫面子，人家難道就不需要尊嚴和面子？官家的面子當然比小民的面子更加值錢。
　　即便你甘愿付出上述兩道代價，仍然不等于解決問題。爭取勝利的決心與勝利本身的距離還遙遠得很。究竟有多么遙遠呢？勝利的概率究竟有多高呢？清嘉慶四年（1799年），參與編修《高宗實錄》的洪亮吉分析了告狀中的利害格局，然后給出了一個估計數字。
　　洪亮吉說，在大省里當領導，成為一個方面大員，就像過去一樣，出巡時每到一站都有按規矩應得的禮物，還有門包。平時在家，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有幫費。升遷調補的時候，還有私下饋謝的，這里姑且不算。以上這些錢，無不取之于各州各縣，而各州縣又無不取之于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尚不過加倍，近來加倍還不止。
　　省里幾套班子的領導們，以及下屬的地、市，全都明知故縱，要不然，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就無處出了。各州各縣也明白告訴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實是各級衙門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細究起來，各州縣打著省地市各級領導的旗號，借用他們的威勢搜刮百姓，搜刮上來的東西，上司得一半，州縣揣到自己腰包里的也占了一半。剛開始干這些事情的時候，還有所顧忌，干了一年二年，成為舊例，現在已牢不可破了。
　　這時候你找總督、巡撫、藩臺、臬臺、道、府告狀，誰也不會管你，連問都不問。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當中，偶然有一個兩個咽不下這口氣，到北京上訪的，北京方面也不過批下來，讓總督巡撫研究處理而已。派欽差下來調查就算到頭了。試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處理的嗎？即使欽差上司比較有良心，不過設法為之調停，使兩方面都不要損失太大罷了。再說，欽差一出，全省上下又是一通招待，全省的老百姓又要掏錢。領導們一定要讓欽差滿載而歸，才覺得安心，才覺得沒有后患。
　　所以，各州縣的官員也明白了，老百姓那點伎倆不過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訪告狀必定不能解決問題，因此往往激出變亂。湖北當陽和四川達州發生的事變，都證明了這一點……
　　洪亮吉把他的這番分析交給了軍機大臣成親王。親王又給嘉慶皇上看了。洪亮吉說了這么多話，核心的意思，就是官逼民反，或者叫造反有理。搜刮老百姓是各級官員的共同利益所在，這就決定了老百姓告狀的成功率不過千百之一二。因此，除了造反之外沒有更好的出路。看了這種觀點，皇上很生氣，說這家伙說話怎么這么愣，于是撤了他的職，讓廷臣一起審他，不過也囑咐說不要上刑。會審的結果，廷臣們建議砍掉這個愣家伙的腦袋。最后處理的時候，皇恩浩蕩，從寬發落，將洪亮吉發配新疆伊犁戍邊。洪亮吉老實認罪，痛哭流涕，感謝寬大處理。（4）
　　各級官員都是聰明人。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都認清了局勢。
　　這種局勢，對老百姓而言，首先就是不值得為了那點亂收費而用幾個月的時間，跑幾千里路去告狀。告狀花的錢，打發一輩子的亂收費也有富余，告狀必定是虧本的買賣。其次，貪官污吏準備付出更大的代價打掉出頭鳥。一旦壞了規矩，他們的損失將極其巨大。因此出頭鳥很可能賠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價之后，告狀者的成功概率不過千百之一二。結論：民不和官斗。出頭的椽子先爛。屈死不告狀。

　　對官吏而言，結論就是洪亮吉說的那句話：老百姓的那點伎倆不過如此。
　　老百姓是個冤大頭。且不必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說什么"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人家罵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連找人家的家長哭訴告狀都找不起。惟一合算的選擇，只剩下一個忍氣吞聲，繼續讓人家吸血。
　　這很像是狼和羊在一起。一個長著利齒，而且不吃素。另一個吃素，偏巧還長了一身好肉。雖然頭上也有一對犄角，但那是用于公羊之間打架的，在異性面前自我顯示的時候還管用，見到那個大嘴尖牙的灰家伙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們之間的關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盡可以規定羊稱狼為父母，狼稱羊為兒女。顛倒過來當然也可以，讓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則有權把狼叫做兒子或者仆人。隨便你怎么規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許能多活幾天，一時還輪不上被吃。敢于反抗者，必將血肉模糊，立刻喪命，絕少成功的希望。
　　冤大頭是貪官污吏的溫床。在冤大頭們低眉順眼的培育下，貪官污吏的風險很小，麻煩很少，收益卻特別高，因此想擠進來的人也特別多，他們的隊伍迅速壯大。但是最終會遇到一個問題。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養育下迅速擴大一樣，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長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縮小以致消亡了。這時候，狼的末日也就不遠了。這竟是雙輸的結局。
　　其實，中國歷代老狼的經驗很豐富，完全明白這個道理。那些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簡稱"民本"。大家都懂得愛護羊群的重要意義。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綿羊的誘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誘惑。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別的狼照樣吃；我不生，別的狼照樣生。個體狼的利益與狼群的集體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節制不能導致別人的節制，我的自我約束對羊群來說就沒有任何意義，徒然減少自己的份額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時候，我可以聽到一聲嘆息：它們要是變成刺猬，俺們不就變成清官了么？

　　注：

       (1)：《皇明經世文編》卷一百九十一，汪應軫：《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2)：參見民國《眉山縣志》卷十一，人物志，第68頁；卷九，職官志，第24-25頁。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593頁。
　　(3)：參見民國《榮縣志》，食貨第七，第5-8頁。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第5-91頁。
　　(4)：《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傳一四三，洪亮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