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上記載了皇帝和監察官員之間的一個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禎元年（1628年），朱由檢剛剛當皇帝。當時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心想把國家治理好。朱由檢經常召見群臣討論國事，發出了“文官不愛錢”的號召。“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這是宋朝傳下來的一句名言，國民黨垮臺前也被提起過。據說，如此就可以保證天下太平。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對這種號召頗不以為然，就給皇上寫了份上疏，問道：如今何處不是用錢之地？哪位官員不是愛錢之人？本來就是靠錢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錢償還呢？人們常說，縣太爺是行賄的首領，給事中是納賄的大王。現在人們都責備郡守縣令們不廉潔，但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夠廉潔？有數的那點薪水，上司要打點，來往的客人要招待，晉級考核、上京朝覲的費用，總要數千兩銀子。這銀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地里冒出來，想要郡守縣令們廉潔，辦得到么？我這兩個月，辭卻了別人送我的書帕五百兩銀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請陛下嚴加懲處，逮捕處治那些做得過分的家伙。
　　戶科給事中是個很小的官，大概相當于現在的股級或副科級。但是位置很顯要，類似總統辦公室里專門盯著財政部挑毛病的秘書，下邊很有一些巴結的人。韓一良所說的“書帕”，大概類似現在中央機關的人出差回京，寫了考察紀行之類的東西自費出版，下邊的人巴結的印刷費。那500兩銀子，按照如今國際市場上貴金屬的常規價格，大概相當于43000多元人民幣。如果按銀子在當時對糧食的購買力估算，大概有現在的20萬元人民幣（1）。那時的正縣級干部，每月工資大概相當于現在的1000多塊錢人民幣，4萬或20萬都要算驚人的大數目。
　　崇禎讀了韓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見群臣，讓韓一良當眾念他寫的這篇東西。讀罷，崇禎拿著韓一良的上疏給閣臣們看，說：“一良忠誠鯁直，可以當僉都御史”。僉都御使大致相當于監察部的部長助理，低于副部級，高于正司局級。韓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這時，吏部尚書（類似中組部部長）王永光請求皇帝，讓韓一良點出具體人來，究竟誰做得過分，誰送他銀子。韓一良哼哼卿卿的，顯出一副不愿意告發別人的樣子。于是崇禎讓他密奏。等了五天，韓一良誰也沒有告發，只舉了兩件舊事為例，話里話外還刺了王永光幾句。
　　崇禎再次把韓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來。年輕的皇上手持韓一良的上疏來回念，聲音朗朗。念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這兩句，不禁掩卷而嘆。崇禎又追問韓一良：五百兩銀子是誰送你的？韓一良固守防線，就是不肯點名。崇禎堅持要他回答，他就扯舊事。崇禎讓韓一良點出人名，本來是想如他所請的那樣嚴加懲處，而韓一良最后竟推說風聞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興，拉著臉對大學士劉鴻訓說：都御史（監察部部長）的烏紗帽難道可以輕授嗎？崇禎訓斥韓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職。（參見《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傳附韓一良）
　　韓一良寧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職，斷送了當大臣的前程，甚至頂著皇帝發怒將他治罪的風險，硬是不肯告發那些向他送禮行賄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強大的支撐力量。這是一種什么力量？難道只是怕得罪人？給事中就好像現在的檢察官，檢舉起訴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職工作，也是他獲得聲望的源泉。怕得罪人這種解釋的力度不夠。
　　細讀韓一良的上疏，我們會發現一個矛盾。韓一良通篇都在證明愛錢有理，證明官員們不可能不愛錢，也不得不愛錢。韓一良說得對，明朝官員的正式薪俸確實不夠花。而他開出藥方，卻是嚴懲謀求俸祿外收入者。這恐怕就不那么對癥下藥。
　　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史上最低的。省級的最高領導，每年的名義工資是576石大米，折成現在的人民幣，月工資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級每年的名義工資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當于3930元人民幣。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幣。韓一良這位股級或副科級干部，每年的名義工資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幣月薪1350元。（參見《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
　　我反復強調“名義工資”這個詞，是因為官員們實際從朝廷領到的工資并沒有這么多。那時候發的是實物工資，官員領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蘇木，還有銀子和鈔票。不管領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這個折算率就成了大問題。《典故紀聞》第十五卷曾經詳細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戶部（財政部）是如何將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價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場上值多少錢？至少值20兩銀子！假如按照這種折算率，完全以布匹當工資，縣太爺每年只能領三匹粗布，在市場上只能換一兩銀子，買不下二石（將近200公斤）大米。這就是說，朝廷幾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員的工資。至于明朝那貶值數百倍、強迫官員接受的紙幣，就更不用提了。
　　總之，明朝的縣太爺每個月實際領到的薪俸，其實際價值不過1130元人民幣。（3）
　　請設身處地替縣太爺們想一想。那時候沒有計劃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個，多的十來個。那時候也沒有婦女解放運動，沒有雙職工，平均起來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這位縣太爺每個月1130塊錢的工資，人均170多塊錢的生活費，這位縣太爺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崗工人寬裕多少。更準確地說，這位縣太爺與如今最貧窮的農民階級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國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還有一點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沒有社會福利。公費醫療不必說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連退休金也不給。成化十五年戶部尚書楊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個月仍給米二石。這二石大米，價值不過500元人民幣，就算是開了大臣退休給米的先例。戶部尚書相當于現在的財政部部長，退休金才給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參見《典故紀聞》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當時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財產，可能會對明朝官員的實際收入產生更悲觀的估計。
　　海瑞是一個肯定不貪污不受賄，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消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總督發布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二斤肉！”（參見《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傳）
　　海瑞最后當到了吏部侍郎，這個官相當于現在的中組部副部長。這位副部長去世之后，連喪葬費都湊不齊。監察部的部長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見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織的布，比麻布差）還是破的，感動得直流眼淚，便湊錢為他下葬。當時有一個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來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四句可以作為海瑞真窮的旁證：“蕭條棺外無余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這就是辛勤節儉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員應得的下場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萬歷年間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間，有個叫纮的清官。纮為人剛毅，勇于除害，從來不為自己顧慮什么。士大夫不管認識不認識，都稱其為偉人。正因為他清廉，堅持原則，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鬧得妻子兒女“菜羹麥飯常不飽”，家里人跟著他餓肚子。
　　成化十三年，纮巡撫山西，發現鎮國將軍奇澗有問題，便向皇帝揭發檢舉。奇澗的父親慶成王為兒子上奏辯護，同時誣陷纮。皇帝當然更重視親王的意見，就將纮逮捕，下獄審查。結果什么罪也沒審出來。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來的只有幾件破衣裳。宦官報告了皇帝，皇帝嘆道：他竟然能窮到這種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參見《明史》列傳六十六）
　　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證明正式工資不夠花了。
　　請留意，比起普通官員來，清官們還少了一項大開銷：他們不行賄送禮，不巴結上司，不拉關系走后門。韓一良說的那數千兩銀子的費用——打點上司、招待往來的客人、晉級考核和上京朝覲等，就算是2000兩銀子，即20萬至80萬人民幣的花銷，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覲，不過用了48兩銀子。由于他們真窮，真沒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臉不認人地揭發檢舉，而且名聲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險敲詐他們。但是腰桿子沒那么硬的小官，不僅會被敲詐，還會被勒索——當真用繩子勒起來索。為了證明這類開支是剛性的，決非可有可無，我再講一個故事。
　　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總督胡宗惠的公子路過淳安，驛吏招待是不夠意思。驛吏相當于現在的縣招待所所長兼郵電局局長，而總督是省部級的大干部。我猜想，這也不能怪驛吏不識抬舉，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銳意改革，整頓干部作風，禁止亂收費，把下邊的小官收拾得戰戰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樣的東西來。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氣，叫人把驛吏捆了，頭朝下吊了起來——這就是節省開支的下場。
　　海瑞接到報告，說：過去胡總督有過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許鋪張招待。今天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將胡公子扣押，從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數千兩銀子，一并沒收入庫。這數千兩銀子，也像前邊一樣算作2000兩吧，根據貴金屬價格和購買力平價的不同算法，其價值在20萬至80萬人民幣之間。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開，期望值也被培養得很堅挺，到了窮餿餿的淳安，諸事都不順心，理所當然要發發脾氣。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沒收了他的銀子，再派人報告胡總督，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請示如何發落。弄得胡宗惠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過，此事供說笑則可，供效法則不可。試想，天下有幾個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邊豁出命頂著，那位驛吏會有怎樣的下場？痛定思痛，他又該如何總結經驗教訓?
　　驛吏屬于胥吏階層，比入流的有品級的正式“干部”低，相當于“干部職工”中的職工。這些人更窮一些，平均工資大約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個月一石米，價值不過250元人民幣。但在人數上，職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級別更低，人數更多的，是胥吏領導下的衙役。這是一些不能“轉正”的勤雜人員。譬如鐘鼓夫，譬如三班衙役。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雜人員，最初都靠征發當地老百姓無償服役。既然是無償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員，政府也不發工資，只給一點伙食補貼，叫做工食銀。這些錢，用清朝人傳維麟的話說，“每日不過三二分，僅供夫婦一餐之用”。他問道：一天不吃兩頓飯就會餓得慌，這數十萬人肯空著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側，為國家效勞么？（參見《皇清經世文編》卷二十四）
　　無論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個等式；一生總收入等于一生總開支。節余的是遺產，虧損的為債務。官員們要努力把這個等式做平，最好還要做出節余來恩澤子孫。而明朝規定的工資注定了他們很難做平。韓一良說了，工資就那么一點。我們也算了，縣大爺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幣，這樣一年也不足l.4萬，十年不吃不喝也攢不夠14萬。而孝敬上司、送往迎來、拉關系和考滿朝覲這三項，就要花費20萬至80萬。韓一良沒有說這筆巨款是幾年的開銷。孝敬上司和送往迎來是年年不斷的，外地官員上京朝覲是三年一次，考滿則需要九年的時間。即使按照最有利于開銷者的標準估計，九年花20萬，這個大窟窿需要縣太爺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還沒有計算養老和防病所必須的積蓄。
　　相差如此懸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強去做，當然不能保證相對體面的生活，不能讓老婆孩子不數叨，不能留下像樣的遺產，弄不好還有頭朝下被領導吊起來的危險。另外，在開支方面還有一個比較的問題。人總會留意自己的相對地位的，都有“不比別人差”的好勝心。而縣太爺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農強出多少。手握重權的社會精英們，能心甘情愿地與自耕農比肩么？
　　考慮到上述的收支平衡問題，崇禎向韓一良追問500兩銀子的來歷，便顯得很不通情理。這位在深宮里長大的皇上畢竟年輕。在邏輯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處罰送銀子的官員，而是計算整個生命周期的賬目，把顯然做不平的預算擺平，然后再號召文官不愛錢。當然，明末財政危機，官吏的人數又多到了養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資，純粹是癡人說夢。但這屬于另外一個問題。并不能因此說，造成官員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這種政策就好比牧人養狗，每天只給碩大的牧養犬喝兩碗稀粥。用這種不給吃飽飯的辦法養狗，早晚要把牧羊犬養成野狗，養成披著狗皮的狼。
　　現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撐韓一良對抗皇上的力量了。這是現實和理性的力量。整個官吏集團已經把俸祿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預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個生命周期的預算，沒有俸祿外收入的生活和晉升是不可想象的。韓一良沒有力量與現實的規矩對抗，他也沒有打算對抗，并不情愿當這樣的清官。作為最高層的監察官員，韓一良公開向皇上說明，朝廷的正式規矩是無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視為理所當然，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明確信號：在皇上身邊的心腹眼中，俸祿外收入已經在事實上獲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數量收受財物，已經成為未必明說但又真正管用的潛規則。這就意味著清官從上到下全面消失。與此同時，正式的俸祿制度則成了名存實亡的制度。這套正式制度也確實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它就像善于將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樣善于逼官為盜。
　　總之，從經濟方面考慮，清官是很難當的。那時的正式制度懲罰清官，淘汰清官。硬要當清官的人，在經濟上必定是一個失敗者。當然，這里算的都是經濟賬，沒有重視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團自始至終賣力揮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滾得如此奪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視。我完全承認，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剛直不阿可以為證。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以為證。

　　注：

　　（1）國際市場上的白銀價格波幅很寬，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元。這里以每盎司8美元計算。1盎司為28克多一點。明朝的1兩，大約相當于現在的37克多一點。銀子的購買力，在明朝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的波動很大，有1兩銀子買7石大米的時候，也有1石大米賣1兩6錢銀子的時候。崇禎年間的米價普遍較高。整個明代平均起來，每石粳米似乎在0.7兩上下。
　　（2）明朝的1石，大約相當于現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祿米一般是稻谷還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還是糙米，還不清楚應該用現在大米的收購價、批發價還是零售價。京官領到的俸祿經常是加工好的大米，當時叫做白糧。根據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為590克的說法，l石白米為94.4公斤。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價在2.6元人民幣左右。本文的計算就是根據這些一概從優的假設。
　　（3）實際上，當時每月只發給1石大米，每年發12石，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這么點。其余部分要折銀、折鈔、折布發放，這叫折色。按照常規，這位正七品的縣太爺每年實際領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銀子，360貫鈔。（參見萬歷《明會典》卷三十九）這360貫鈔，名義上頂了36石大米（10貫鈔折俸1石），但是較起真來，由于鈔法不行，貨幣嚴重貶值，這筆錢在市場上未必能買到4石大米。這樣計算起來，明朝知縣每個月的工資只有1130元人民幣。按照明朝的規矩，官越大，折色所占的比重越大，吃虧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