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朝也流傳著一些官場笑話，《萬歷野獲編·補遺》中就記載了有關錢能的兩條。
　　錢能是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監，奉成化皇帝之命鎮守云南。鎮守太監這個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設立的。皇上不放心下邊的官員，就派那些經常在自己身邊工作的太監下去盯著。應該承認，這樣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官員經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過一些監督制度，譬如派遣監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買，甚至會逼著人家掏錢收買，然后和被監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派遣家奴們下去替皇上盯著，這已經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無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試想，再不派他還能派誰？而且仔細想來，太監不好色，沒有老婆孩子，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應該比一般官員的私欲少些。設身處地替皇上想想，我們不能不敬佩皇上選賢任能的良苦用心。
　　問題在于，錢能之類的最后預備隊也樂意被收買。更要命的是，鎮守太監們權力極大，有合法傷害眾人的能力，下邊便不敢不來收買。
　　當時云南有個富翁，不幸長了癩。富翁的兒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為父親的病痛擔心。于是錢能把這位孝子召來，宣布說：你父親長的癩是傳染性的，要是傳染給軍隊就糟了。再說他又老了。現在，經研究決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子嚇壞了，立刻就想到了收買。他費了許多心思，掏了一大筆錢，反復求情，最后總算取得了錢能的諒解，撤消了這個決定。
　　當時云南還有個姓王的人，靠倒賣檳榔發了財，當地人都叫他檳榔王。錢能聽說了，便把這位姓王的抓了起來，道：“你是個老百姓，竟敢惑眾，僭越稱王！”書上沒有仔細描繪這位檳榔王的反應，但我敢肯定，無論是什么季節，他聽到這個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稱王就是向皇上宣戰。誰抓住這個王，誰的功勞就大得足夠封侯了。檳榔王深知這個罪名的厲害，他不惜一切代價消災免禍，史書上說他“盡出其所有”，才算逃過了這一劫。
　　《萬歷野獲編》的作者說，錢能的貪虐，古來無有。后來，在鎮守云南的官員中，貪求無厭的人也不少，但是聽說錢能做的這兩件事，沒有不失笑的。《萬歷野獲編·補遺》完成于萬歷四十七年（1618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興人，與錢能的精彩演出相隔150余年，相距約2000公里。可見此事流傳之久遠。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業問題。人多地少，人口過剩，在生存資源的競爭中失敗的人們，最后便淪為流民。追究起來，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沒有流民，老百姓安居樂業，闖王恐怕只能當個小團伙的頭頭。甚至闖王李自成本人也不會去闖，他沒有土地，又被驛站（郵電局兼招待所）裁員下崗，走投無路才加入了老闖王的團伙。錢能啃凈了檳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闖王。本來那位檳榔王可以給眾多農民和小商販帶來生意，現在其中一些人卻要失業甚至成為流民，從這個角度看，錢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慮到本來還會有很多人愿意學習檳榔王，創造出更多的商業和就業機會，而檳榔王等人的遭遇卻將他們嚇了回去，錢能的影響就更顯得要命了。
　　性質如此要命，并且影響久遠的一個禍害，皇上又是怎么對付的呢？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況，御史和鎮守太監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們之間也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1）給皇上寫報告，專門匯報了鎮守太監錢能的情況。郭瑞說：“錢能剛強果敢，大有作為，實現了一元化的領導。如今錢能生了病，恐怕要召還京師休養。乞求皇上圣恩，憐憫云南百姓，永遠令他鎮守云南。”皇上回答說，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萬歷野獲編》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齒地說：“錢能這個大惡棍，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監察官員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彌補他的罪過。”但這只是氣話。郭瑞們乎并沒有出什么事，沒人去追究他。蒙騙皇上又怎么樣？蒙了還不就是蒙了。由此看來，皇上是個容易糊弄的冤大頭。
　　錢能糊弄皇上連連得手，就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他開始打越南和云南少數民族的主意。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個危險而敏感的領域，事關邊疆的穩定，動靜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問題就不容易壓住。果然，錢能派出的親信惹出了麻煩。朝廷擔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監察部常務副部長）王恕去云南調查。王恕為人剛正清嚴，數年后國內將傳開兩句民謠：“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兩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個大部，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見王恕聲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錢能的問題，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幾句話是：“當年在越南問題上，就因為鎮守太監選錯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當年還要嚴重。為了安定邊疆，陛下還吝惜一個錢能么？”王恕的這筆利害關系賬替皇上算得很透徹，錢能害怕了。他立即托自己在皇上身邊的太監哥們兒活動，將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調任南京監察部當領導，錢能之圍立解，一點事也沒有了。
　　不僅沒事，錢能還繼續走運，先回北京跟皇上說了些王恕的壞話，攛掇皇上派了他一個苦差事。錢能自己則當上了南京守備，鎮守南京軍區。以職務而論，南京守備比鎮守太監更顯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條件比云南強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監鄭和，當年下西洋回來，也就當了個南京守備。（2）
　　這個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財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雞鴨豬狗，主人還給他加工資發獎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賣了，主人還提拔他當管家。有人路見不平，揭發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懲罰家奴，反而打了揭發者一巴掌。這樣的主人，不是冤大頭又是什么？
　　以上說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見深。這位皇上身材粗壯，說話有些結巴，反應也有些遲鈍，但是心眼并不壞。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30多歲的皇上迷上了春藥和房中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個善于影響他的貴妃及其親信太監汪直的控制。輔佐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當時京城內外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說，可見那幾位總理副總理和政府部長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這樣的皇上不說也罷。
　　成化皇上的兒子弘治皇上，則是一個極其難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據說長著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飄逸的胡須。這位年輕人滿懷儒家的理想主義精神，對人生意義之類的問題感興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導嚴格要求自己。可惜17歲即位，35歲就去世，只當了18年皇上。在這樣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錢能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戶部員外郎（財政部副司長）周時從上疏，請求依法懲辦先朝遺奸汪直、錢能等輩，同時考核兩京和各地的鎮守太監。面對共同威脅，宦官集團迅速反擊。他們仔細研究周時從的奏書，挑出了一個書寫格式方面的錯誤。本來，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類尊貴詞的時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頂著天書寫，就好像“文革”中報紙上引用最高指示一定要用黑體字印刷一樣。而周時從奏中的宗社就沒有越格。這不是蔑視宗社嗎？于是將周時從逮捕，交司法部門處治。錢能又平安無事了。（3）
　　錢能最終也沒出什么事。《明史》上說完他的經歷，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終。《萬歷野獲編》說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師，弘治的兒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賜葬最勝寺，哀榮也不算差了。不是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么？錢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惡多端仍有善報呢？沈德符說，這使人們懷疑，究竟還有沒有天道。
　　當時的人們顯然不肯接受這種現實，就編了一個故事，說錢能的養子錢寧負責掌管他的鑰匙，為了得到他的遺產，在他生病的時候下了毒藥，把錢能毒死了。沈德符說，如果是這樣，錢能也就不算漏網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個故事編得顯然不合情理。除了錢寧這么一個養子，錢能在中國再不認得別的親戚，遺產不給他又給誰？連鑰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無須親自端屎端尿，何必給一個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順便交代一句，錢寧確實不是好鳥。后來他當了正德皇上的干兒子，皇上賜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寫著：“皇庶子朱寧”。朱寧掌管特務機構，在政界的實際地位排在最前邊的三五位里，比養父還有出息。
　　　
二

　　錢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過關，并不是什么個別例外。即使勵精圖治的弘治皇帝，也經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見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劉大夏。當時皇上34歲，已經登基17年。劉大夏年近70進士出身，但工農兵和財政監察都管過，中央地方都干過，可謂閱歷豐富。皇上召見劉大夏，是為了追問一句話。
　　起初，皇上任命劉大夏當兵部尚書，劉大夏說身體不好，推辭了多次。但皇上堅持讓他干，劉大夏只得上任。見到劉大夏，皇上誠懇地問道：“朕好幾次任用你，你好幾次以病推脫，這到底是為什么？”劉大夏回答得也很誠懇，說：“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萬一出了亂子，兵部就要負起責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問題，所以推辭。”皇上聽了，默然無語。
　　劉大夏對形勢的判斷，使皇上深感震動。現在，皇上特地將劉大夏召到便殿，追問道：“你以前說過一句話，說天下民窮財盡。可是祖宗開國以來，征斂有常，怎么會到今天這種地步呢？”
　　劉大夏說：“問題就在于征斂無常。譬如廣西每年取木材，廣東每年取香藥，都是數以萬計的銀子。這類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問軍隊的狀況，劉大夏說：“和老百姓一樣窮。”
　　皇上又想不通了，說：“軍隊駐扎每月發口糧。出征還發出征補貼，為什么會窮呢？”
　　劉大夏說：“那些將領們克扣軍糧的比例超過一半，又怎么會不窮呢？”
　　皇上嘆息道：“朕當皇帝已經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軍窮民困，我憑什么為人之主呀！”于是下詔嚴禁。（4）不過，從后來的情況看，仍舊是禁不住。
　　現在我們知道在位17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來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規定構成的世界。的確，按照正式規定行事，軍民都不該這么窮。問題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見不得人的潛規則支配運行的。錢能敲詐并走運的個案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規模民困軍窮的現實也表明，這種規則已經通行天下。而皇上對這類圣人不講書上不寫的潛規則幾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聲明一句：在皇上身邊工作的干部，大多數還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當了一段吏部尚書（中組部長），選拔推薦了一大批劉大夏這樣正直能干的人，史書上說：“一時正人充布列位。”這在明朝要算相當難得的一段好時光。那么，皇上怎么會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狀況的程度呢？他身邊的好干部對情況又了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李東陽奉命去山東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許多出乎意料的現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東陽給皇上寫了份匯報，描述了親眼見到的形勢，分析幾條原因。李東陽是當時的大筆桿子，這份上疏又寫得直言不諱，一時廣為傳誦。
　　李東陽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趕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麥已經枯死，秋禾也沒有種上。挽舟拉織的人沒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鋤的農民面有菜色。盜賊猖獗，青州一帶的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來的人說，江南、浙東的路上滿是流民逃戶，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里的糧食儲備不夠十天吃的，官員的工資拖欠了好幾年。東南是富裕之地，承擔著稅賦的大頭，一年之饑就到了這種地步。北方人懶，一向沒有積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發生。
　　臣如果不是親自經過這些地方，盡管在政府部門工作已久，每天還接觸文件匯報和各種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詳細情況，更何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調查，大家都說現在吃閑飯的太多，政府開支沒有章法，差役頻繁，稅費重疊。北京城里大興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盡錢光。到了部隊演習操練的時候，寧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權勢人家，豪門巨族，土地已經多得跨越郡縣了，還在那里不斷請求皇上的賞賜。親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養竟要二三十萬兩銀子。那些游手好閑之徒，托名為皇親國戚的仆從，經常在渡口關卡都市的市場上征收商稅。國家建都于北方，糧食等供應依賴東南，現在商人都被嚇跑了，這絕對不是小問題。更有那些織造內官，放縱眾小人搜刮敲詐，運河沿線負責政府稅收的官吏也被嚇跑了。小商販和貧窮百姓被攪得騷動不安，這些都是臣親眼看見的。
　　平民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開始于一點寬容和隱瞞，結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寬容和隱瞞在開端處很小，蒙蔽的結果則禍害很深。
　　臣在山東的時候，聽說陛下因為天災異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諱地反映情況。然而，盡管圣旨頻頻下發，下邊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況，一旦事情涉及到內廷和貴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棄了。我恐怕今天的這些話，還要變成空話。請皇上把從前的建議找出來，仔細研究選擇，決斷實行。
　　皇上看了，稱贊了一回，又感嘆了一回，批轉給了有關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當事人分析的基礎上，我們也可以做一個總結了。
　　李東陽說了：“老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這大意是不錯的。不過，按照他的說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間只隔了兩道信息關卡，即郡縣和朝廷。實際上，在充分展開的情況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間隔著七道信息關卡。直接接觸老百姓的是衙役，這是第一關。衙役要向書吏匯報，這是第二關。書吏再向州縣官員匯報，這是第三關。州縣官員向府一級的官員匯報，這是第四關。府級向省級官員匯報，這是第五關。各省向中央各部匯報，這是第六關。中央各部向內閣（皇上的秘書班子）匯報，這是第七關。信息到達終點站皇上面前的時候，已經是第八站了。這還沒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處、局和秘書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經過這許多層的傳遞仍不失真。
　　更何況，信息在經過各道關卡的時候，必定要經過加工。在無數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沒注意什么，選擇什么，忽略什么，說多說少，說真說假，強調哪些方面，隱瞞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說得清楚，說不清楚，這都是各級官吏每天面對的選擇。
　　在權力大小方面，皇上處于優勢，官僚處于劣勢。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團卻處于絕對優勢。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你皇上圣明，執法如山，可是我們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你權力大又能怎么樣？我們報喜不報憂。我們看著上司的臉色說話。說上司愛聽的話。我們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難道有誰能天真地指望錢能向皇上匯報，說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兩次敲詐勒索么？如果干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消息卻容易，我們最后一定就會看到一幅現代民謠所描繪的圖景：“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
　　當然還有監察官員，包括御史、給事中和錢能那樣的宦官。這是一個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權勢集團，他們的職責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實情況。反映真實情況難免觸犯各級行政官員的利益，于是他們很可能被收買所包圍，收買不了則可能遭到反擊。一般說來，收買的結局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抗于雙方都是有風險的。這方面的計算和權衡正是“關系學”的核心內容。官場關系學問題說來話長，以后再細說。反正，最后的結果是合乎邏輯的，這就是監察系統中說真話的人趨于減少。到了最嚴重的時期，譬如《萬歷野獲編·補遺》說到的嘉靖末年，上邊的恩寵和下邊的賄賂互相促進，上下彼此蒙騙，作者竟說，他沒聽說過向皇上揭發貪官污吏之類的事情。貪贓枉法者無人揭發，這就意味著監察系統的全面失靈，皇上整個瞎了。
　　最終擺到皇上面前的，已經是嚴重扭曲的情況。在這種小眼篩子里漏出的一點問題，擺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斷然處理。皇上的親戚和親信將拖延和減弱皇上的懲辦決定。這也難為普通的皇上們。就連毛澤東主席那樣的雄才大略，他的秘書田家英還說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還有江青在旁邊搗亂。我們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宮里長大的年輕人呢？
　　總之，都說皇上如何威嚴了得，而我們看到的分明是一個塊頭很大卻又聾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況，被人家糊弄得像個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個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頓，左右又有親信拉手扯腿，說他認錯了人。說不定這人還真是他的親戚。皇上本來就夠孤獨無助了，就算有點懷疑自己的親信，總不能連他們一并收拾了吧？
　　　
三

　　在明朝276年的歷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處境并非他個人所獨有，他只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中的一環。這是一場持續了一代又一代，無休無止，看不見盡頭的君臣博弈，是一場一個人對付百人千人的車輪大戰。別的朝代不說，在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征討殺伐開始，到亡國皇帝崇禎上吊結束，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國之前，中國的形勢很像是一場四國演義。朱元璋先吞了西邊的一個，又惦記著吞東邊的張士誠。他派人打聽，聽說張士誠住在深宮里養尊處優，懶得管事，就發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說：“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瞞我。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
　　平定中國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務網，監督官員，努力維持著處罰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斷地發現，不斷地處罰，不斷地屠殺。但是這局棋似乎總也沒個了結。朱元璋說：“我想清除貪官污吏，奈何早上殺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5）
　　在這段話里，我聽出了焦躁和疲憊。這種不耐煩的感覺將直接影響對局者的戰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敗就要降臨了。
　　朱元璋是個責任感很強，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勞的意志堅強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徹底勝利，他的那些在深宮里長大的后代能超過祖宗么？
　　兩個世紀之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臨北京。25日午夜剛過，崇禎皇上來到景山的一棵樹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這棵樹上。崇禎在自己的衣襟上寫了遺書，但他最終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斷糊弄他的官僚集團。他寫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夠，惹來了上天的怪罪。但這一切，都是由于諸臣誤我。我死了沒臉見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頭發遮住臉，任憑你們這些賊分裂我的尸體，不要傷害一個百姓。（6）
　　崇禎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無數慘不忍睹的蒙騙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幾個月，他的首輔（宰相）周延儒還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沒打起來的戰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獎賞。這場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親自指揮的，就發生在離北京不過幾十里地的通縣，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論，皇上和官吏集團是這樣過招的：皇上說，你們都要按照我規定的辦，聽話者升官，不聽話者嚴懲。官員們也表態說，臣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實際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機會，試探性地違法亂紀一下。結果如何呢？一般來說，什么事都沒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脅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臨。于是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勵，尋找機會再來一次。背叛一次，沒有反應；再背叛一次，還沒有反應。即使你本人沒有進行這類試探，也會看到其他人的試探結果。你會得出一個結論：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認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來皇上是個冤大頭。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撈了他一把，他照樣給你發工資，照樣給你印把子，照樣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這種冤大頭特征，對官場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皇上是官場主任，是領導班子的班長，是官場上種種正式規則的法定維護者。正式規則軟懶散，潛規則就要支配官場，而以收更多的費、干更少的活兒為基本特征的潛規則，勢必造就大批的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錢能，同時降低清官的比重。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報應不爽，勢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錢能，大家都知道他滿肚子壞水。后來他當了南京守備，類似南京軍區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對頭，“兩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個王恕，也去南京當了兵部尚書（國防部長），正好管著錢能。王恕的才干足夠對付錢能，斗爭的弦兒想必也繃得很緊。在王恕的威懾之下，錢能表現得極其謹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對人說：“王公，大人也。我老實恭敬地給他干活就是了。”（7）由此看來，錢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惡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讓冤大頭慣壞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頭，錢能未必不是一個“治世之能臣”。
　　最后還得做兩點修正。
　　第一，說皇上是個冤大頭，只是泛泛而論。朱元璋殺官如麻，為了一個開空白申報單問題（史稱空印案），竟然不問青紅皂白，殺掉了數百個在“空白介紹信”上蓋章的官員。如此過激的反應，不僅不是冤大頭，連“睚眥必報”的形容也顯得太弱了。不過，明朝十六個皇帝，像朱元璋這樣睚眥必報的也就一個半。放寬標準可以算兩個半，百分之十幾而已。所以，我們說皇上是個冤大頭，準確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們說皇上是冤大頭，是把皇上當成天道的代理人來說的。他作為個人可能非常貪婪非常苛刻，斤斤計較，甚至帶頭糊弄天道。對這樣甘愿當敗家子的皇上，我們也就不好說他是冤大頭了。天道才是冤大頭呢。

　　注：

　　（1）《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三“御史阿內情”作“郭瑞”，《明史》卷三百四作“郭陽”。
　　（2）（7）參見《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王恕列傳。
　　（3）參見《明通鑒》紀三十六，弘治元年十一月甲申。
　　（4）參見《明通鑒》紀四十，弘治十七年六月。
　　（5）劉辰《國初事跡》，轉引自吳晗《朱元璋傳》第108、196頁。
　　（6）《明史》卷二十四，莊烈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