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他討過飯，打過仗，從一個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對人情世故的了解相當透徹。他當然明白自己給官員定的工資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經常要找他們談一次話，講講如何正確對待低工資，如何抵抗貪污受賄的誘惑。他會給自己的部下算一筆很實在的利害關系賬。
　　朱元璋說，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干。受賄來的外財真有益處么？你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里受刑，判決之后再送到勞改工場服苦役，這時候你那些贓款在什么地方？在數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兒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那些贓物多數藏在外人手里。這時候你想用錢，能到手嗎?你家破人亡了，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不干凈的錢毫無益處。(1)
　　這樣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徹了，但實際上并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員，如同冒著槍林彈雨沖鋒的戰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彈擊中倒下。前仆后繼，一浪接著一浪，一代跟著一代。后來，朱元璋當皇帝當到第18個年頭（公元1386年），這種現象見得多了，便總結出了一條規律。朱元璋說，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員，將他們派往全國各地。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我嚴格執法，決不輕饒，結果，能善始善終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2）
　　請留意中間那一句話：
　　“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這就是新官墮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絕對化了。但在統計學的意義上，這條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腳。仔細分析起來，朱元璋發現的這條規律，背后大有道理。
　　科舉制實行之后，官僚大體是讀書人。他們讀了十幾年圣賢書，滿腦袋都是理論上的人際關系，如忠君愛民、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類，書生氣十足，教條主義傾向嚴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計之上的真實的人間關系。這種關系，圣賢們不愿意講，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卻清楚得很。《紅樓夢》第四回便詳細描寫了一個衙役向新官傳授潛規則的故事。這段描寫堪稱經典。毛澤東主席把《紅樓夢》看做那個社會的百科全書，就以這一回為全書的總綱。因此我不避啰嗦，轉述幾段。
　　卻說賈雨村走了賈府的后門，當上南京知府，一下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當地名門望族子弟薛蟠，打死了小業主馮淵，搶了個丫頭，然后揚長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來。賈雨村聽說，登時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說著就要發簽，派人去抓。這時他看見旁邊一個門子向他使眼色。
　　進了后邊的密室，門子和賈雨村有幾段精彩的對話。門子問：“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說著拿出一張抄好的“護官符”來，上邊就有薛家。
　　賈雨村問門子此案該如何處理，門子說，薛家和幫助你當上知府的賈家是親戚，何不作個人情，日后也好去見賈府的人。賈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赴吉避兇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
　　賈雨村低了半日頭，最后嘴里說著不妥，還要再研究研究，實際上完全遵循門子的建議，很巧妙地解脫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與朱元璋相隔約400年，但是這個世界并沒有多少變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經寫道：建國以來，浙東、浙西、廣東、廣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人干到任滿。往往還未到任期考核的時間，自己就犯了贓貪的罪過。這里確有任人不當的問題，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些官員是被當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務四業（士農工商為四業）之徒害了，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勸說和引誘。（3）因此，當年朱元璋與上任的官員談話，總要警告他們當心那些胥吏，不要讓胥吏支配決策。(4)看看賈雨村的實際經歷，朱元璋的預防針確實對癥下藥，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勸誘官員們學壞。他們跟新官算利害關系賬，同樣算得清晰透徹，只是與朱元璋的結論完全相反：要堅持原則嗎？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輕則丟官爵，弄不好還會丟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還會碰到一個不請自來的教師，這就是土豪。在這里，土豪是一個比地主富農更恰當的名詞。他們有可能是地主富農，也可能是商人，但絕對不是老實膽小的土財主。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正經職業，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騙為生，即朱元璋所說的那些把官員教壞的不務四業之徒。在《水滸》對西門慶、鎮關西、祝家莊等的描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這些人是地頭蛇式的強者，在當地苦心經營多年，已經建立起一個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們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們適應并且保護這種格局。
　　《明史》中描繪了兩個不肯好好學習適應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個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間在廣東當陽春縣主簿，這個官類似現在的縣政府秘書長。陽春地方偏僻，土豪盤踞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賂拉攏腐蝕，最后也總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們自己家開的一樣。徐均剛到陽春，一個吏便向他提建議，說他應該主動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個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還是不吃這一套。他問：難道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嗎？他不來，我殺了他。說著還拿出了自己的雙劍給那位吏看。
　　莫大老聽了那位吏的通風報信，害怕了，就主動去拜謁徐均。徐均調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違法勾當，將其逮捕下獄。莫大老或許認為這是一種敲詐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給徐均兩個瓜，數枚安石榴，里邊塞滿了黃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給他帶上刑具，徑直押送至府。沒想到府里的官員也被買通，將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對強權，莫大老的脾氣很好，再一次給徐均送上那些裝滿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將其逮捕法辦。在這關鍵時刻，府里來函將徐均調離，到陽江縣任職去了。（5）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聲不響地收下瓜果，難道真會像朱元璋說的那樣被送進勞改工場嗎？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判斷，他的前任都被拉攏腐蝕了，結果并沒什么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攏腐蝕了，并且動靜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結果還是沒事。收幾個瓜果又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煩。可見門子算的賬很正確：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而朱元璋算的賬顯然有問題，下獄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嚇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間，道同（蒙古族）出任廣東省番禹縣知縣。知縣號稱一縣父母，為當地最高行政首腦，但是還有他管轄之外的權力系統，這就是軍隊和貴族。
　　坐鎮番禹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開國元勛，征討殺伐立過大功。《明史》上說，朱亮祖勇悍善戰而不知學，辦事經常違法亂紀。而道同偏偏是一個執法甚嚴的清官，沒有道理的事情，不管來頭多大，堅決頂住不辦。
　　當地的土豪數十人，經常在市場上干一些巧取豪奪的勾當，以低價強買珍貴的貨物。稍不如意，就變著法地栽贓陷害。道同嚴格執法，打擊這些市霸，將他們當中的頭頭逮捕，押在街頭戴枷示眾。于是斗法開始。
　　這些土豪明白，道同這家伙不好教育，便爭相賄賂朱亮祖，求他出面說句話。應該說，土豪的這樣做是很合理的。賄賂既是必要的買命錢，同時也是一種投資。有了永嘉侯撐腰，將來誰還敢惹？如果沒人敢惹，這個市場就是他們的金飯碗，永遠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們勾引教壞了。他擺下酒席，請道同吃飯。在席間點了幾句，為土豪頭子說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級的上級的上級。應該說，以他的身份出面請客，算是很抬舉道同這個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識抬舉。他厲聲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壓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廢話，干脆就派人把枷毀了，將街頭示眾的土豪頭子放了。這還不算完，隨后又尋了個差錯，抽了道同一頓鞭子。
　　有一位姓羅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結朱亮祖，把女兒送給了他。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許多違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懲治，朱亮祖又將人奪走。
　　道同實在氣不過，便將朱亮祖的這些事一條條地寫下來，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惡人先告狀，劾奏道同傲慢無禮。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禹殺道同。這時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道同這么一個小官，敢頂撞大臣，告他的狀，這人梗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兩位使者同一天到達番禹，赦免的使者剛到，道同也剛被砍掉腦袋。于是，門子的預言再一次應驗：“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終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一般情況下，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紀守法的卻如同鳳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當，擅自將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給道同安上適當的罪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開國之君朱元璋，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嚴，堪稱空前絕后。殺人只憑一時性起，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道同的下場中看到了。此外還愛發脾氣，激烈且毫無寬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將朱亮祖和他兒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親自為他寫了墓志，以侯禮下葬。兩種規則的斗法至此告一段落。（6）
　　我沒有仔細計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貪贓枉法者被揭發處罰的概率有多少。在閱讀時得到的印象是：離朱元璋越近，被揭發處罰的概率越高。而不歸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發處罰的概率則逐級下降。也就是說，在省部級官員這一層，朱元璋算的賬比較有說服力。而到了縣處級，門子算的賬更有說服力。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手段極其酷烈，大規模地砍頭剝皮截肢剜膝蓋，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也懲辦了大量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間的官場乃是整個明朝最干凈的官場。不過即使在最干凈的時候，仍有大批高級官員不認朱元璋的賬，例如朱亮祖。我估計，在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級官員之中，風險偏好型投資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后，管賬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兇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發不對路了。不過，他發現的新官墮落定律卻越發靈驗了。
　　明朝制度規定，官員不許在本鄉本土當官，怕他們受人情的影響，不能堅持原則。但胥吏和衙役們一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土豪們就更不必說。他們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土人情，有一張親戚朋友熟人織成的關系網，盤根錯節，信息靈通，熟悉各種慣例，并且依靠這些慣例謀生獲利。那些圣賢書上不講的潛規則，正是通過這些人繼承并傳播的。他們是活的教科書。在他們的言傳身教和熱心輔導之下，官員們學習的時間大大縮短，學費大幅度下降，許多摸著石頭過河的麻煩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墮落定律”的實現過程。
　　所謂墮落，當然是從圣賢要求的標準看。如果換成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

　　注；

　　（1）朱元璋：《大誥·論官之任第五》。
　　（2）參見《明朝小史》卷二。原文是；“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3）朱元璋《大誥續編·松江逸民為害第二》。
　　（4）朱元璋：《大誥·論官之任第五》。
　　（5）參見《明史》卷一百四十。
　　（6）參見《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