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化的報應

　　　
  一

　　北京街頭的十字路口有紅綠燈，紅綠燈下還有警察。通常還不是一個兩個警察，而是四五個警察。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資的，而這些工資來自稅收，本來那是企業的利潤，可以成為生產的動力和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稅收可以刺激生產，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資方面的開支能不能減少呢？
  　　美國的紅綠燈下沒有警察，人們仍然能遵守交通規則。人們對交通規則的遵守竟然可以到這種地步：明明沒有車輛，一個人在人行橫道的路口也會等待變燈。我在赫爾辛基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一位中年婦女在馬路對面等待變燈，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橫穿空空蕩蕩的馬路，一直等到紅燈變綠。在中國，這當然是極其罕見的事情。這就是說，在美國和我說的那個歐洲國家，警察的工資是可以省下來的。省了下來，交通秩序并不會變壞。(1)
  　　但是我確信，中國不可以節省這筆錢。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頭，紅綠燈下的許多警察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沒有警察，只有紅綠燈，我確信，這個路口就如同沒有紅綠燈一樣，必定會擁擠得一塌糊涂。不用說別人，我本人也會跟著人們一塊去擠。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單方面謙讓，別人肯定不會讓我，我永遠也沒有過路的機會。道德的約束本來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幾個人不理睬紅綠燈硬闖，這條路就要堵塞，我們這些打算遵守交通規則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沒有必要遵守了。
  　　當然，警察的工資也不是絕對不可減少。譬如，四五個也可以減少到兩個。只要在崗的人認真負責，應該可以維持交通規則的威嚴。如此威嚴久了，再將人降低到兩個，最后減少到一個，也是可以的。但是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責任心大大超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說明的是，中國人自我約束意識弱，道德水準低，導致了政府的臃腫和稅收的增加，導致了社會生活質量的下降。這原因不在別的地方，其實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系。我們活該。僅僅收入減少倒也罷了，我們非常在乎的國際面子也大受影響，我們的個人尊嚴因此蒙上了陰影。
  　　歐美的紅綠燈無須警察壓陣，這已經顯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國的地鐵竟不用驗票，因為人人自覺買票，這更顯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們中國人在國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幣電話，竟然在中國人中流傳著一種訣竅，用線拴住硬幣，用完了再將其吊出來。這真是極其鮮明的對比。我的一個非常能干也很有教養的朋友在德國吃飯，他說自己遵守了一切禮儀，也按常規付了小費，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覺到侍者對他的輕蔑。他說，他知道這不是對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條件相同，寧可與外國人做生意，躲開自己的同胞，因為他們失信和欺騙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們的民族就遭到了報應，變成一個令人厭惡也彼此厭惡的民族。變成一個只講利害關系，一有機會就坑蒙拐騙的人群。為什么會這樣呢？為什么歐美國家的公德水平比我們高呢？為什么我們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對自己有利，誰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規則呢？按說，交通規則并不是什么復雜問題，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撐。

二

　　我有一個猜測，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騎自行車的人缺乏自覺精神，非要警察監督不可。我承認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兒童一樣需要父母監督。但這不足以解釋大眾的行為。畢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數是成年人，他們在工作單位里很能忍氣吞聲，自制力并不弱，他們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對一種對自我與公共事務的關系的判斷和肯定。
  　　中國老百姓認為自己是什么人？在與國家的關系方面，他們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們果真把自己當成了國家的主人，就像理論上應該的那樣，我們交了稅，雇人來管理交通，這些交通管理人員是我們的公仆，那么，我們會如何看待我們委托他們照應的這些事情？--我們大概會像一個主人那樣，自覺小心地關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認真負責地維護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懶。畢竟我們是給他開工資的。我們不會把公共交通當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們明白這是我們的事情。
  　　這使得我想到了一個朋友說到的故事。他說他在美國見過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個老頭，看見路口堵車，很生氣，就下車把維持交通的警察訓斥了一頓。說我們交了稅，應該得到好的服務，你怎么把交通弄成這樣？警察畢恭畢敬地聽他訓斥。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思議的。至少對我來說，很習慣聽警察的訓斥，從來沒有妄想過訓斥警察。在我的體會里，中國的警察和司機的關系，屬于典型的貓和老鼠的關系。
  　　老鼠--這就是中國百姓心目中的真實的自我形象。貓和老鼠--這就是真實的自己與公家的關系的真相。中國百姓很少有人當真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為這不是事實。公共事務一直是皇上和官吏們壟斷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們的懲罰、勒索和敲詐。在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責任心，因為這確實不是百姓能夠負責的領域。如果有誰不懂事，企圖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對了領導的心思則已，對不上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懷就是證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百姓。
  　　按照傳統習慣，也按照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公共交通搞得好，這是領導有方，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蕩。我們要感謝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頓得那么好，讓我們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車不許在長安街路邊停靠，據說是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們人民真把自己當成主人，這豈不成了仆人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進家門？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氣和？還有一個例子是高官的座車通過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橋都要封鎖。我曾問過封鎖交通的便衣為什么要這樣，他教育我說，要服從國家利益，要遵守國家的紀律。國家利益和紀律在此又表現出了和我們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對立。這樣的經歷多了，我們自然會認為國家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那是官員的事情，讓他們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這樣的關系中，中國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認為自己是主人。主人進了家門，難道還需要他聘請的小時工提醒他，要換掉沾滿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踩地毯前沒有換鞋，而我們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為這里不是自己家，連親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們不認為那些換鞋的規矩是自己的規矩，那是官們制訂出來管制我們的規矩。其實，不僅在紅綠燈前，就是在官場上，這種糟蹋地毯的心態也是很常見的。官員不過是皇上的雇員，能偷懶不妨偷懶。皇上吃香的喝辣的，進進出出還要讓小兵小官給他站崗開道，本來心理已經不那么平衡了。憑什么還要對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規則，至少不想首先破壞交通規則，是因為我把自己看成一個好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說得自負一點，我恥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搶紅燈搶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覺得自己比他們高得多。而我的這種自我期許的基礎又來自哪里呢？我曾經以為自己是一個憂國憂民憂天下的人。國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類的事情還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當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認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還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檔么？
  　　我的這種認識和期許最初來自輕信，來自少年時代不加驗證地接受的某種關于主人的理論，以為自己真是國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來我保持了這種自我期許，則是因為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服務的道理講得透徹，從中我看到了理想社會的邏輯。按照這種邏輯，假如我真想成為憲法意義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不理睬公民的義務。這兩種關于主人的理論，一個來自過去，一個來自未來，都不是現實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制度的真正實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因為公德無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繼續當臣民甚至奴才，這道德便沒了根基。

  　　把上邊提到的比喻再發揮一步：如果我雇小時工或者保姆來家打掃衛生，沒想到他反客為主，仗著自己膀大腰圓在我家里當上了主子，這時我會作何反應？我被迫出去掙錢養家糊口，被迫給他發工資，這完全是因為沒別的辦法，不這樣就會挨揍。那我還會在乎穿著雨靴踩地毯么？只要這室內衛生的事情還歸那位當上了就不肯下臺的小時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會體諒他的辛苦？他是貓，我是老鼠，我體諒貓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為最高代表的統治者，就是這樣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應該是什么樣子？

三

　　大約2000年前，王充在《論衡》中談論人性問題，說堯和舜當政的時候，百姓沒有狂和愚的人。他還講到一個古代的傳說，堯和舜時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紂時代的老百姓，挨著屋子殺掉也不冤。他說，圣主的老百姓和惡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2)
  　　按照這種說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來的，是政府培養出來的，并非天性就刁。當然刁民反過來也能培養貪官。不過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下手之處當然在政府。這是王充的高見。
  　　中國古人講到堯舜，經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贊美，但我還是相信王充講的傳說。堯舜時代是什么時代？那是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尚未建立的時代，堯和舜都是大家選出來的，每個人都是一個范圍不大的熟人社會的成員，彼此幾乎都知根知底，而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影響別人對他的長期看法。人在這樣的社會里生活，想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根本不可能的。無論這行為是好是壞，恐怕都不那么容易歸功于或歸咎于首領或別的什么人。按照我們對原始社會的理解，這些人確實也可以稱為貴族，在這樣的社會里?quot;比屋而封"應該是可能的。
  　　到了桀紂時代，人心就不行了，這也是有道理的。桀紂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們像桀紂那樣，連一點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講，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應該壞得沒遮攔。
  　　但我對王充的說法有個疑問。剛才談論堯舜的邏輯和生活常識都提醒我們，聚族而居或者在小村莊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這個小圈子，其實是壞不到哪里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紂時代，血緣社會還沒有解體，人們如何能壞到"比屋而誅"卻不制造冤假錯案的程度呢？
  　　我估計，恐怕那些壞都壞在了"公德"領域，壞在與"公家"--王公之類的統治集團--及其掌管的"公務"的關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領域，在家族內部，在朋友鄰居和鄉親之間，我們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說不定還能領先世界呢。中華民族長期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大概就有這"私德"的一份功勞。私德好，社會管理成本低，生產者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進就保不住，別人不打自己也要亂，早晚要大亂。
  　　　
  四

　　如今，我們的血緣社會和地緣社會都解體了，而西方所謂的"市民社會"又沒有建立起來。滿大街的人誰也不認識誰，想隨地吐痰就吐，想干壞事就干，連丟臉都不用怕，只要能躲過警察就不必承擔責任，就可以不遭報應。隨著私德領域的縮小和公德領域的擴張，我們的優勢沒了，劣勢卻露餡了。中國社會陷人了歷史性的危機。
  　　這個危險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報應的說法深入人心，關帝廟遍地開花，關云長所代表的無血緣關系的兄弟義氣成為我們民族的理想。這些東西都是藥，如果我們看見一個人不斷吃鎮靜藥，自然可以推斷他的神經或精神出了毛病。
  　　這種危機似乎還在加重。負責維護公共秩序的政府，本來還有無道的權威支持，可以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統治集團也容易無爭議地團結在真命天子周圍。現在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沒人信了，本來就很弱的公德領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維護者，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現在和過去一樣處于大病未愈的時期。如果說有區別的話，無非是試驗了幾種藥，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變種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歷史試驗中先后喪失了權威，人們重建觀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敗。各種藥物的療效和副作用總叫人不滿意。譬如毛澤東思想的猛藥，治療貪官污吏的一時效果不錯，但我們在毛澤東時代買東西的時候卻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貨員訓來訓去。工人農民干活也大規模地偷懶--這都是大家在社會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領域，表現出來的竟是這副德行。
  　　現在，經濟發展了，售貨員（國營商業還不敢保證）卻不敢訓斥我們了。這就是社會進步的成就。工人（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例外）農民和售貨員并沒有接受更高強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來卻認真多了，盡管這認真精神也難免體現在制造和販賣假貨上。我想，這種進步所以能夠取得，關鍵在于現實的報應機制。沒有人愿意掏錢買售貨員和服務員的訓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禮貌的人，就要培訓員工笑迎他們的衣食父母。不能約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場競爭淘汰出局--除非這老板得到了國家特許的壟斷地位，當了某個領域的老虎和霸王。
  　　這里說的是經濟領域。我想，市場競爭在總體的方向上應該有利于實現孔老夫子?quot;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為人們更愿意為包含了這種品德的產品和服務掏錢。
  　　政治或者叫公共領域顯然不那么樂觀。如果像經濟領域一樣建立某種競爭機制，好服務得到選票，于是升官；壞服務丟掉選票，于是丟官甚至丟掉飯碗，我們在前邊為不守公德辯護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腳了。
  　　當然社會生活不僅僅包含政治和經濟這兩個領域。我的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多年的朋友告訴我，美國人很怕壞了自己的信譽。他們輕易不敢賴賬，輕易不敢違反交通規則。我這位朋友在一個月之內曾經兩次駕車超速，被警察叫了下來，登記了他的社會安全號碼。不久，他的違規記錄就遭到了報應。他接到了來自保險公司的通知，他的汽車保險費用從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就好像中國的身份證號碼，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憑據。但是他如果賴賬，如果在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記錄，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會查出這個記錄。被他的不良行為害了的銀行保險和交通管理之類的部門，自然也愿意登記這個記錄。結果，假如你要在一個文明寧靜的地方租一間房子，房主一定會要你的社會安全號碼，要是你的品德和信用記錄不好，就別想以正常價格租到這間房。我的這位朋友認為，這種精密的報應機制，就是美國社會公德水平比較高的根基。這套機制獎勵公德，懲罰缺德者。
  　　本來，我對發達國家的報應機制的敘述到此就結束了。寫完后，我將這篇文章傳給一位在英國的朋友看，她說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體系。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部分論述翻譯過來充實本文：
  　　法律和司法系統在維護西方的社會秩序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法律規定，如果誰超速駕駛或酒后開車，他就要冒吊銷駕駛執照的風險。真值得冒這么大的風險嗎？如果違反了法律規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內無權開車。假如你習慣了每天駕車上班，現在卻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車或者出租汽車了，這自然非常不便，而且要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錢。更多的麻煩還在后頭：即使過一段時間拿回了駕照，你也不再是一個干凈駕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著你不是一個老板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在英國求職，你必須出示你的干凈駕照，以證明你是一個守法的公民。
  　　在這里，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則。離開了法律對人們行為的規范，道德原則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蒼白無力的。
  　　在西方社會，你可以在超級市場、地鐵車站和加油站之類的地方違反規定，但是你不能不面對自己的行為引起的后果。幾乎沒人愿意去干那種違規的事情，拿自己的前程、職業、家庭生活等等冒險。我們聽到過一個故事，有個中國留學生在超級市場偷拿東西，他立刻就被驅逐出境了。在我看來，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違規是不值得的。就是這樣。
  　　說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們又回到了政治領域。這真是一個繞不開的下手之處。　　
  五

　　走出惡性循環的實際努力開始之后，自然還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如我們要找到一種類似信仰的東西，一種操守的基礎。儒家的基礎已經被罵倒了，新的信念的基礎在哪里呢？
  　　我想，這基礎其實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無須到天堂和地獄中尋找。譬如造化的報應。前邊已經說過了，我們現在正在遭受報應。而且這報應一點也不神秘。
  　　我們的祖先一直說天道好還，報應不爽，希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實造化把這報應的工作交給了人類自己，交給他們設計和建立的制度。如果這個社會傾聽這種要求，在尊重個人的基礎上建立了權利和義務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當的責任追究制度和貢獻獎勵制度，報應的體制就建立了。如果這個社會不建立這樣的制度，那么，這個社會就會遭到報應，它會被其他有著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會所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壞。我們中國的2000年王朝循環就是造化給予帝國制度的報應。
  　　報應不僅落到了整個社會和制度的頭上，也落到了每個人的頭上。我們隨地吐痰，我們不排隊，我們遇到不道德的國際行徑和國內行徑都假裝看不見。這些嚴重缺乏公德的行為遭到的報應還不清楚么？我們被人家看不起。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健康環境下降，使得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他不喜歡的世界里，這就是報應。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有尊嚴，也更健康，更美好，究竟值得不值得約束一下隨地吐痰之類的毛病呢？或者，請一些執法者來管這件事情，而每個中國人都要為他們的工作多掏一筆稅金。花錢雇人強迫你，并且用侮辱懲罰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后我們再掏更多的錢行賄，逃避處罰，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么？干嗎不約束自己一點，非得獲得如此愚蠢可笑的報應呢？造化的報應就是這樣的東西，你愚蠢，它就還你一個愚蠢。你可笑，它就還你一個可笑。所有的行為都會計入收支賬目，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會和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失職付出代價，你自己逃避了這種代價，別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這樣的代價，那就要由這個允許逃避的社會和民族的整體付，變本加厲地付。我們的黑頭發可以染，黑眼睛和黃皮膚卻難以掩飾。   　　　

    造化終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們自己，我們中國，我們人類，都是這造化的一員，我們今天的行為必定要影響我們的未來和我們的命運。這造化并不僅僅是一個威懾者，它還是一個鼓勵者，是一種寬廣的、詩意的生活的基礎--只要你對它有足夠的理解和尊重。

  　　中國現在是一個人們正在逃離的社會，這個社會和我們這些社會成員正在為過去和現在的背離造化而遭到報應。我們接受報應，我們不抱怨，這一切都是我們應得的。同時我們要努力，為未來建立新的報應機制，合乎造化的體制，跳出惡性報應的輪回。

　　注：

　　(1)本文的開頭和問題的提法，深受茅于軾先生在《南方周末》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啟發。
  　　(2)《論衡·率性篇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