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馬向陽

歷史并不總是呈線性向前進步，按照20世紀富有前瞻眼光的經濟學家、自由主義思想家路德維希·米塞斯的觀點，從經濟研究的視角來看，歷史中曾經反復出現過這樣的時刻：一方面，社會的運行發展已經違背最基本的經濟規律；另一方面，其中的個體又根本無力改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社會必然走向失敗。有學者干脆用“歷史的垃圾時間”的說法來命名。

歷史中的“垃圾時間”從來都是相對而言的，或長或短，或典型或普通，這其間還包括了社會周期性盛衰轉換的相對變化。就中國歷史而言，朱元璋開啟的大明皇朝就是一段典型的“歷史垃圾時間”，他以嚴刑峻法開啟帝國夢想，欲保一姓于萬代，客觀上只是延長了這一段垃圾時間的過程長度和黑暗深度而已。明太祖熱衷權力私有化，其頂層設計是廢相專權，對待底層民眾則用種種嚴苛之法，將社會活力扼殺殆盡，276年的大明王朝最終淪為眾多學者公認的中國歷史的“至暗時刻”。

知名計量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歷史數據的考證和分析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振聾發聵的鮮明觀點：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圖景中，歷史的垃圾時間在過去人類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反復出現，而且在21世紀，這一早期曾在歐美游蕩的幽靈，如今也開始亞洲腹地徘徊。

走出人類歷史的“垃圾時間”

安格斯·麥迪森兀兀窮年，畢生致力于世界經濟長期增長規律的實證研究，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中，他發現，從公元元年到公元1700年間，全球人口和經濟的年增長率均低于0.1%，其中人口增長率為0.06%，人均產出增長率更低，只有0.02%。換言之，如果和公元1700—2012年（工業革命以來到新的21世紀初）這一高增長階段相比，從公元元年到公元1700年間的這近2000年里，幾乎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的“垃圾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麥迪森關于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實證研究，并非僅僅為了定量描述，他有一個非常大膽的雄心：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上，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并總結出世界經濟運行的普遍規律和經驗教訓。

麥迪森的研究重點，當然并非只是關注歷史上的“垃圾時間”。他為世界經濟最近一千年來（從公元1000年開始到現在）的實證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框架，和前面提到的人類公元紀年以來第一個千年進行比較（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麥迪森把世界經濟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千年的停滯期（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第二個千年（公元1000年到1820年）的緩慢期、第三個百年的井噴期（從英國工業革命技術引發社會顯著變化的公元1820年到1998年，因麥迪森的統計量表到1998年截止）。

人類公元紀年以來第一個千年停滯期中，人口只增長了1/6，人均收入沒有任何提高；第二個千年的緩慢期中，人均收入只提高了50%，人口增長了4倍；在第三個百年的井噴期中，英國的工業革命在產生了普遍的技術外溢效應之后，新技術和自由貿易的浪潮開始波及全球，這178年里，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人口增長更是達到了驚人的5倍。

麥迪森把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人口和收入的增加歸結為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所影響：首先是大航海為典型特征的殖民政策和資源掠奪；其次是大航海之后自由市場主導的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最后是商業資本主義成熟后，自由市場促進的技術和制度等方面的社會創新活動。

關于殖民地經濟模式，麥迪森還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中國案例——唐宋之際中國人口的大遷徙。和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遷徙——晉室衣冠南渡不同，公元8～13世紀中國人口自北向南的人口遷徙，無論是規模，還是社會變革的力度都屬空前。按照麥迪森的實證研究，8世紀時，只有1/4的中國人居住了那塊被稱作空曠又潮濕的南蠻之地，可是到了13世紀，3/4的以上的中國人開始居住在長江以南。這一時期中國還從越南引進了可以多季種植的快速成熟水稻，江南成為中國經濟的壓艙石，經典的“胡煥庸線”至此形成。

在宋朝人口劇烈增長、新技術廣泛應用的背后，秦、漢、唐以來形成的古典貴族社會開始解體，空前的文化繁榮、經濟活躍和市民社會躍然而生，這便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的緣起，即中國社會從中世向近世的大轉換。

歐洲經濟的范式轉換表現得更加經典和令人印象深刻。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大航海”時代開始，殖民經濟為19世紀資本主義的大繁榮提供了最重要的觀念、資源和技術裝備。事實上，從公元1000年至今的海洋貿易年代里，威尼斯（15世紀之前）、葡萄牙（16世紀）、荷蘭（17世紀）、英國和法國（18世紀）、英國（19世紀）等國家都是各領風騷百年，先后主導了海洋貿易和對外的經濟殖民及資源掠奪，一個接著一個樹立海洋霸權，這其中的集大成者是19世紀的英國。

到1820年，英國已經在全世界建立了一個擁有一億人口的超級海外帝國。至此，大英帝國不僅壟斷了從非洲加勒比販運奴隸的人口貿易，還吸收借鑒了前面幾任經濟殖民帝國——尤其是荷蘭——的經驗、技術和制度，完善了銀行、金融、財政和農業等制度，在眾多海洋霸主和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在海洋帝國中獨占鰲頭。

到了1820—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人均收入的增長，與過去相比，也快于其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是其1700—1820年間人均收入增長率的3倍。

麥迪森將英國經濟在1820之后的井噴式增長，歸功于自由市場和貿易體系帶來的技術進步、物質資本的迅猛增長、以及普通人教育和勞動技能的提升。這其中還包括商業政策在內的一系列英國社會的重要社會創新性變化。1846年之后，英國取消了一系列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等相關法規，先是取消了農業進口的保護性關稅，接著又廢除了限制性的《航海法》，1860年單方面取消了所有的貿易和關稅限制，開始和帝國旗下的殖民地以及其他歐洲國家開展均等的自由市場貿易，并將自由貿易制度強加給中國、波斯和奧斯曼帝國等一系列非英聯邦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

1950年殖民主義解體之后，英美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發明了和自由市場相關的一系列新規則、組織和機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AT）等旨在促進自由市場體系的國際組織悉數登場。

這些國際組織從根本上創新了20世紀即將到來的全球化經濟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麥迪森反復強調大航海之后的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技術和制度創新，都是促進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兩大動因，這兩者的緣起，都并非來自烏托邦式的社會設計，而是歸功于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就這一點而論，哪怕是從最低程度的國家利益出發，市場也必然會受到限制。考慮到自由市場的靈魂從來只有一個，那便是競爭而非合作與服從，因此，任何否定這一市場根本規律的做法，就終結了經濟活動的效率目的，從而否定了技術創新的原動力。

身處“垃圾時間”，個體何為？

根據麥迪森的研究，南宋政權偏安江南之后，意外促進了中國人自北向南的大遷徙，從那時算起的1100—1433年，中國曾經是亞洲貿易中最活躍的力量。尤其在宋朝，商業活動的繁榮伴隨著市民社會的勃興，泉州成為全亞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景德鎮的陶瓷出口為中國制造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但是到明朝開國之后，馬可波羅所見到自宋至元中國繁榮的國際貿易消失了。

如果說朱元璋實施的海禁政策只是為了應對倭寇滋擾的無奈下策，那么永樂帝朱棣的做法就更令人哭笑不得了。史書記載，從1405年到1433年間，在永樂皇帝的親自授意下，中國龐大的海軍縱隊曾經有過7次浩浩蕩蕩的“西洋”航行。

這種專為遠洋航行設計的寶船不僅技藝精妙，光是船體就比航海家達·伽馬使用過的船只還要大5倍，寶船遠航下西洋，其目的非關自由貿易，更沒有開辟殖民地的念想。永樂大帝的想法很純粹，就是要宣誓國威，“傳播國家形象”。七次遠航加上重修大運河，永樂帝的好大喜功和勞民傷財，最終導致國家只能狂印鈔票，隨即又引發通貨膨脹，最后竟導致紙幣在私人經濟中消失，白銀成了老百姓交易和納稅的主要貨幣。

如果不幸生活在這樣的“垃圾時間”里，你該怎么辦？

必須強調的是，所謂的“垃圾時間”，都有其相對性。像大明帝國這樣整體性的歷史垃圾時間具有傾覆性，難有完卵；每一個個體所面對的垃圾時間，既包括了大時代的擠壓或傾覆，還要應對種種不同的個人際遇。

宋王朝的文明昌盛有目共睹，但對于蘇軾這一個體來說，“予生也太晚”，與慶歷新政時期宋仁宗長期的太平景象和寬厚的政治氛圍不同，鋒芒畢露又思想單純的蘇軾就顯得有點生不逢時。從宋仁宗到宋神宗，短短幾十年，政治空間風云突變。神宗皇帝為了確立自己的威權，就任后不久就將韓琦、歐陽修等老臣悉數貶謫外地，倚重王安石等重塑新的政治核心。熙寧三年（1070年），黨爭中的當權派旗手王安石以莫須有的罪名，出手打擊反對派領袖蘇軾，后者要么自我放逐，要么被一貶再貶，一生都在黨爭漩渦中垂死掙扎。

與其他青年才俊不同的是，蘇軾對歷史的“垃圾時間”進行了更為巧妙的轉化，成功將之轉化為“逍遙時間”，46歲的蘇軾坦然接受了命運安排，在黃州最失意艱難時，寫就了兩篇千古佳作——前后《赤壁賦》，他曾不止一次書寫《前赤壁賦》送友人，附帶告訴密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人到中年逢大難，“多難畏事”的蘇軾連寫一幅字都怕傳播太廣，被君臣看見后猜忌發難。蘇軾后來并沒有再書寫《后赤壁賦》送友人，《前赤壁賦》中，尚有清風明月可共賞余歡，到了《后赤壁賦》的那個深秋的良夜，只剩下“飛鳴而過”的“孤鶴”，游蕩于無盡的悲涼和無邊的曠達。

如何應對歷史的“垃圾時間”，蘇軾的應對大法有三：其一，重修生存法則。黃州生活窘迫，官費少得可憐。蘇軾“痛自節儉”，每月初取官費4500錢，分30份，小袋裝入后懸之于梁，日取一袋，絕不超支。節流之外，蘇軾更重開源，躬耕東坡之上，補貼酒錢，輔以待客；

其二，更新快樂法則。于黃州悶燒豬肉，于惠州炙烤羊蝎，于儋州淡煮海蠣，蘇軾知道美食可以改變心情，日常生活發現的每一份“小確幸”，就是給快樂賦予新色彩。

其三就是寓物而不留意于物，超越庸常，澡雪精神，善養吾浩然之氣。早年尊儒，中年好佛，晚年唯靜。遠貶海南后，晚年的蘇軾開始模仿陶淵明的詩歌進行創作，同時專心研究《易經》，播種希望，傳之后人。終其一生，蘇軾把垃圾時間里個人際遇的驚天駭浪，轉化成了日常生活美學化之后的心底微瀾。

回望身處歷史“垃圾時間”里的才俊豪杰，出生于明朝中期最黑暗時段的唐寅最令人關切。1494年，24歲的唐寅遭遇巨大打擊，父親、母親、妻子、兒子、妹妹等五位親人在一兩年間紛紛離世。又5年，29歲的他進京參加會試，卻因交友不慎牽連轟動朝野的徐經科場案而被下獄，后又被罷黜為吏，終生賣字畫為生，寄跡風流遣余生，54歲潦倒而終。

淪為垃圾時間中的孤兒，唐寅無法選擇他的時代，卻以藝術為避難所，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貴書畫作品，如今珍藏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的一卷《落花詩》帖，估值超百億人民幣。

唐寅最令人喟嘆的一段時間是1514年秋天，44歲的他生活無著，應寧王朱宸濠之邀，遠赴南昌充當幕僚。未幾，唐寅發現寧府系狼穴危巢，朱宸濠早有反叛之圖謀，唐寅用盡渾身解數，裝瘋賣傻數月，方被寧王放還，由此得免殺身之禍。當年周星馳在《唐伯虎點秋香》中將唐寅演得活靈活現，想來也有小人物同此淪落的感同身受吧。“但愿老死花酒間，不愿鞠躬車馬前”，《桃花庵》里的唐寅，只能以半生癲狂、半點癡情和半杯殘酒，來回應“垃圾時間”里的無奈和荒誕感。

行文至此，筆者想到2006在斯德哥爾摩參觀市政廳時壁畫的情形，市政廳是每年舉行諾貝爾頒獎典禮的地點，大廳的一面墻壁金碧輝煌，以金箔彩畫描繪了一幅帶有宗教色彩的巨型壁畫。壁畫中，男主人公從呱呱墜地，到成年結婚生子，再到衰老死亡升入天堂，只是一個綿延悠長的空間時間長軸中短短的一個片段，余下的全是茫茫無邊的暗黑死亡時段。

站在這大幅壁畫前，我久久不能釋懷。與短暫的、活著的時間長度相比，人類集體組成的生命長河中，每一個人都要死很久很久。生既屬偶然，如果身處在一種大時代“天地芻狗”般的轉換中，每一個個體生命就顯得格外無常而短促，所以要盡量活得精彩些。生則日勤，死則永息；“大鬧一場，悄然而去”（金庸先生語），凡此種種，也不失為一種智慧的活法。

BTW, 

清代龔自珍的《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

這實際指的就是歷史中的垃圾時間。此時，朝廷之中沒有有才能的宰相，也沒有有才能的史官，沒有有才能的將軍，學校沒有有才能的讀書人，田間沒有有才能的農民，城市里沒有有才能的工人，大街上沒有有才能的商人，甚至連巷道里都沒有有才能的小偷，草澤中也沒有有才能的強盜。君子很少，連小人也很少。